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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

作者:中共中央…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点击数:419    更新时间:2012/3/14

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

     
 

    建立和发展各国政党间关系必须有一个彼此遵守的正确原则,才能保证党际交往的健康发展,实现党际交往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党际交往实践中,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国家外交任务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党际交往原则与方针,表述日趋明确,内涵逐渐丰富。

    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共对党际交往原则的探索

    1.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交往对象。由于当时中共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活动经费也十分匮乏,决定了党要成长壮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除了要依靠自身努力外,也要争取各国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对外交往基本处于共产国际领导下和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体系内。

    2.探索独立自主原则。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实践,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特殊国情,因此在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随着中共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思想领导,同时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问题,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早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解散发表的文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共通过与共产国际交往的实践,初步积累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

    3.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共在开展对外交往时,还注意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共对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1937年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等100多名中国勇士参加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中共立即声援苏联共产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应“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中共还通过发电报或声明等形式,声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原则的丰富

    1.坚持独立自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共党际交往的主要任务是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国家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鉴于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和颠覆政策,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企图借美国力量反攻大陆,中国采取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外交方针,主要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注意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合作。

    但中共在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与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不能硬搬苏联的经验。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外交,都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57年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领导人交换看法,强调各党完全独立,各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尊重各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写进了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1960年12月毛泽东同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谈话中强调,“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人不舒服”。

    2.各党完全平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与苏共关系良好。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干涉别国内政和别党内部事务,对此中共进行了坚决斗争。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指出:“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强调,当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平等关系时,彼此团结就会增强;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团结就会受到损害。20世纪60年代,中共一直坚持不懈地与苏共抗争,除了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苏共存在分歧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争取各党平等。

    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仅反对苏共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而且也不赞成其他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不把自己的经验和做法强加于人。1956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各国党应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即使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具体情况相适应,照抄是很危险的”。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3.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际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时也注意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进行接触。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与亚非拉地区的印尼、印度、缅甸、危地马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等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接触。对于西欧社会党,中共也主张在不改变各自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展党际关系。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和保守党开仗。”周恩来更是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

    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共开始与西欧共产党以外的一些政党进行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见了应中国民间团体邀请访华的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双方分别就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定共识。中国民间团体还特别重视与日本各类政党进行交往,50年代起,日本自由民主党、社会党等均派团访华。进入60年代,随着中日复交提上日程,日本各类政党访华代表团增多,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4.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注意到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并在实践中试图将二者区别开来。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总理吴奈温时说:“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1956年中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出现裂痕后,毛泽东指示:“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还得保持,我们一万年也不要断。”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与苏联共产党关系逐渐恶化,苏共将党际分歧扩大到中苏国家关系层面,并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撕毁与中国签订的合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评苏共的这种做法。1965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指出,中苏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当改善”。刘少奇也强调;“兄弟党之间思想分歧应该讨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慢慢讨论,还可以保留起来等历史作结论,不要发展到影响国家关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中共党际交往原则和内容,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原则框架。但由于受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的制约,中共党际交往的对象主要限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党际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很大。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冲击,中共对外交往的范围大大缩小。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提出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共运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际交往思想,提出了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原则。

    综合起来看,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第二,各党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情,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党的意志办事;第三,各党不能根据自身经验来评判其他国家政党的功过是非,一个党不应向另一个党发号施令;第四,党与党之间不论大小强弱、执政还是在野,都应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第五,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党际关系的障碍,各国党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第六,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应以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目的,增进各自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第七,对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应不计前嫌,不纠缠旧账,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为中共处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南。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中共 党章。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

    中共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中共充分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尊重各国党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认为各国党有权独立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自己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中共主张各党不分大小强弱,建立时间长短,执政与非执政,都是平等的;在进行党际交往时,各党应平等相待,不能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任何党不能对别的党发号施令,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强加于其他党;只有各党一律平等,才能保证各党的独立自主性。

    “互相尊重”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中共认为各党的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不相同是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不能强求一律,要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合作;各党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长处和短处、经验和教训、成就与失误,但要互相尊重,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利于党与党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求同存异、密切合作;要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处理本党、本国事务的权利,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中共主张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任何别国党都不能进行干涉,不允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利用党际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党际交往应有利于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利用双边党际关系反对第三方政党,不应损害第三党利益;不利用党际关系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由各党自行选择本党方针政策。

    中共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反映了世界各国党多年来争取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的愿望和要求,顺应了党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新型党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同时,四项原则也顺应了国际形势和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其他国际关系准则相一致,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党的赞赏和认同。

    世纪之交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丰富与发展

    1982年中共提出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后,又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根据国际形势以及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不断对上述四项原则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遭遇挫折,陷入低潮。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不管苏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共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不因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党格局的变化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这些国家的各类新老政党发展关系,通过党际交往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党际关系理论,继续坚持中共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并扩大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江泽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均重申中共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开展交流与合作。

    2004年9月,胡锦涛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强调,中共将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诚心诚意地同各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诚心诚意地同各国政党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政党交往关系。四项原则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基础和根本依据。

 

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钟廉言编著,-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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