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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城人珍藏的纪录

作者:李近朱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13

——读孟宪利先生的《话说八达岭与长城》

李近朱 

话说八达岭与长城立体封面.jpg

话说八达岭与长城立体封面

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从遥远天宆瞩望东方中国的地标式建筑,那绵延北域的长长一线,不啻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不朽的符号;

千年长城,已经成为记载在历史典籍中的一行厚重的文字,那斑驳的年轮正显现出了现代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骄傲。

对于伟大的长城,中国人已经并不在乎给她以什么称号了,重要的是,长城已经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和镌刻在了炎黄子孙的心灵中。这个融化和镌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走长城者,拍长城者,写长城者,画长城者,唱长城者等等,胜数不尽。

但收藏长城者,却是很特殊的。其中,集邮者因有着邮政的种种载体的存在,便是一个很有优势很有前景的集藏者群。专注于“长城”的集邮者收藏伊始,就是站在收藏历史的高起点上,以敬仰和尊崇的姿态来观照着这个祖国和民族的象征。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长城身边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我们称谓的“长城人”,对于长城的任何遗存,皆是带着一种深厚的乡情和敬畏虔诚的仰慕,投入到关于“长城”的集藏之中的。                     

(一)

八达岭下的北京延庆人孟宪利先生,是在长城身边长大的“长城人”。长城的身影与生俱来的融化到了他的心中和生涯中。他集邮,是一位专门以收藏长城为主旨的集邮家。从清代、民国时代的邮票邮品开始,到新中国65年的邮票邮品,再到世界各国以“世界文化遗产”为题发行的邮票,方寸邮花上的长城图案,他早已收藏几尽。于是,他的目光又转向了国内外的明信片。当然,收集的主题依然是:长城。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在万里长城中聚焦到了他的家乡的这块地界,那就是“八达岭”长城。

以“八达岭”长城为题的明信片收集,本身就有难度。诚然“八达岭”是万里长城中的最重要一段, 1987 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又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并且列在首位。但“八达岭”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重要构成,是集藏上的一个亮点,同时又是集藏上的一个难点。因为,泛泛收集长城明信片相对较易,而聚焦在一个地区如“八达岭”长城,这种专题缩小了的收集,且要达到有一定的规模,那就有了难度。孟宪利先生恰恰就在这个框定的领域开始了他的集藏的漫长跋涉。经过了多年努力,他的集藏达到了数百枚的颇丰规模。

于是,在他的“长城”专题藏品的多次展陈和撰写多篇相关文字之间,集邮界和出版界的许多朋友,建议孟宪利先生命笔成书,以向集藏界和社会广为传布长城,特别是“八达岭”长城的丰富知识和内蕴,以在纸质的媒介上留存下长城和“八达岭”的形貌。人们认为,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部书正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存。

 

(二)

当然,这样一部长城的书,在汗牛充栋的关于长城的典籍中,仅只是薄薄一页,但作者却把这一页写的有特点、有个性、有水准。

我孟宪利先生的这部长城书的特点,就是“邮”味。他是运用邮政通信中的明信片这个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却未必人人集存的载体,来“话说”他的“八达岭”与长城的。而明信片中的图画明信片,又以形象的信息,作为“长城图像学”的一个所不被人们注意的品类,构成了这部书的主体结构。因为,孟宪利先生所身心投入的集藏,正是在充满“邮”味的图画明信片这个形象信息中,去寻找了和解读了“八达岭”和长城。

这部书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孟宪利先生有着集藏的优势和解读的优势。这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八达岭人”,抑或说是“长城人”。这个先决条件不仅仅建筑在他对于“八达岭”与长城的情愫上,更体现在他游曳于浩如烟海的明信片中逐渐练就的一种识别和认知“八达岭”与长城的敏感上。这种集藏上的敏感加上坚持与执着,于是,才有了收藏的成果和成就。看到了孟宪利先生对于“八达岭”与长城的图画明信片的解读,人们特别瞩目于他在这个选题中融入的情与理,那就是他是以乡人的深厚之情和聚焦专题的明智认知,才在这个很有个性又很有普遍意义的“八达岭”与长城图画明信片的集藏与解读中,取得了令人钦敬的成果。

再有,这部书所展现的图画明信片很有水准,很有水平。在集藏领域,往往越是重要的主题,收集的水准就越要高。“八达岭”长城这个主题,在明信片上出现的几率当然要比长城的其他地域来得多一些。这就常常会流于平常、普通、简单。但作为收集者一定要有一个水准,才能将这一类题材的藏品在收藏这个层面上显现出水平来。用一句集藏界的通俗的话来讲,那就是尽量摒弃那些司空见惯、唾手可得的“大路货”。于是,孟宪利先生确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以百年前的中外图画明信片作为收集的主体,并且在这部书中的使用量竟达到了85%。集藏的和邮书的水准水平便由此而显现出来。

 

(三)

“早期明信片”的这个品类,无疑在集藏上是一个挑战。长城是古今中外为人瞩目的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伟大建筑。她的形象出现在明信片上已经早就不独局限于中国了,西方国家以及东方邻国对于长城的关注,在他们所印制发行的图画明信片上早就有所反映。于是,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中国长城的形象,已经成为外国图画明信片上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历史事实和历史遗存因“时空”的阻隔,造成了集藏的很大难度。但是,长城人孟宪利先生在多年的集藏中,一枚枚一套套嵬聚了一些珍贵的藏品,这就是今日难得一见的百年前的中外老的图画明信片。

如书中第10页的“北门锁钥”明信片,表现的是八达岭关城西城门,是当年英国探险者来到八达岭,于1898年拍摄并印制成的明信片。这枚明信片印制较少,加之时间较早,目前很少见到。长城摄影人和明信片集藏者都在寻觅这枚宝贵的明信片。这枚一直收藏于加拿大瑞尔森大学艺术学院图书馆的图画明信片,后来辗转流回到中国,才到了孟宪利先生手中【图1】。

 

【图1

如书中第243页的“ 八达岭北2-4楼长城”,明信片上的这段长城是明长城中最典雅秀美的一段,虽然在早期国内外明信片中这段长城的形象很常见,但这枚明信片很特殊:长城上面不是普通游客,那是18世纪末清代光绪皇帝为了加强对外联系,建立和谐关系,邀请德国海军司令海因里希王子访问中国。德国王子应邀乘军舰经日本来到中国,光绪皇帝接见后又游览北京的园林和名胜古迹,包括到八达岭登长城。明信片上是海因里希王子和随同人员十余人在八达岭长城上的情景。摄影师克鲁宾拍摄照片后,回到德国于1898年印制成明信片。这枚明信片只是在皇家内收藏和欣赏,因此印量很小,极为珍贵【图2】。

 

【图2

再如书中第48页的“京张铁路五贵头山洞”明信片,这枚印制于1907年的明信片,左面的山洞是刚刚贯通的京张铁路山洞,正准备地面铺设铁轨。这是迄今为止很难见到的京张铁路在建造时的场面,非常少见。目前所能看到的许多京张铁路明信片都是铁路建成后的情景。因此,这枚明信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图3】。

【图3

在孟宪利先生的这部书中,我们阅看到了他的集藏主体,也就是他的很有收集难度的大量图画明信片。这些集藏让人们感叹作者多年集藏背后的艰辛和恒心。但事实是,这百余枚堪称文献文物的图画明信片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我们随着图画明信片进入到“八达岭”与长城之刻,我们不能不为孟宪利先生在集藏上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而萌发出真诚的敬意。 

(四)

如果说,这部以“八达岭”与长城为题的邮书,因其有特点有个性,特别是在集藏上有水准有水平而具备了可视性可读性的话,那么在如何运用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来展示“八达岭”与长城的形貌与内涵上,则又是一个很有文化价值的工程。

孟宪利先生在说到自己的集藏时表示,他不单单是倾尽心力于集藏之中,同样的他是边集藏边嵬聚资料。显然,作者是带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进行集藏的。因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集藏行为。有无这个“文化意识”,结果大不相同。案上置放的这部书,正是一种“文化意识”的体现和结晶。孟宪利先生的边集藏边解读的行为,正是将单纯的集藏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因此,才有了“情”与“理”相融的写作的根底和基础,才有了将世界范围内珍贵的文化性的长城形象和图像的大展陈,才有了引发人们关注长城热爱长城的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主题在集邮领域的出现,才有了煌煌大观的这一部关于“八达岭”与长城的大书的问世。

作为一个集邮文化工程,这部书的作者运用了多视角的结构和贴近性的叙说,来解读“八达岭”与长城这个大主题。

所谓“多视角”的结构,综看全书12102300枚图画明信片,这不仅是一个文与图的外在的结构,而且是在框定关于“八达岭”与长城的内容的范围中,从外在的建筑形貌,到建筑的悲壮历史,从周边的自身生态到遍布的文化景观,从流传的故事与传说到新时代的现实氛围,从近现代交通通讯的导入到长城故乡人的深厚情结,这些丰富的信息是以“多视角”的关照,在这部书中纵横布陈,远近布局,给了“八达岭”与长城这个题旨以很广很深的开掘。应当说,在这部书中孟宪利先生运用“多视角”这个结构,从他的故乡“八达岭”这个小小的城墙堞口,透视到了长城的整体形象。在结构上,这部书是有特点有个性有水准的。

所谓“贴近性”的叙说,我首先非常亲切的看到了“话说”这两个字。30年前,当我参与《话说长江》电视系列片的创作时,我们所创意的这个“话说”,意在以中国传统化的表述语气,贴近观众的娓娓道来,去叙说关于长江的故事。这一次孟宪利先生也以“话说”的语气向受众讲述着与叙说着关于长城的故事。这个表达主题的语言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主要的是,长城和长江一样,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需要运用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表述方式和语言特点,来加以解读和宣示。如此,无论是电视片还是一部书,所带来的“贴近感”无疑是一个与中国风范相谐适的方式。因此,孟宪利先生这部《话说八达岭与长城》的邮书,在叙事的语言风格上也做到了有特点有个性有水准。  

长城十足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宏伟遗存。其文化的历史的底蕴,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中。在力倡传统文化的传布和“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大形势下,这部书的写作与出版,实际上不仅仅是展现了一个长城人的个人珍藏和叙说,也是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一次有意义的纪录、彰显和弘扬。

                                2014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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